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思考

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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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近日上网，看到新华网有篇焦点报道，名为《河北某初中辍学率近90％  新“读书无用论”抬头》。看过之后心情十分沉重。在乡镇工作六年，知道农村教育差：基础设备除了几间破旧的教室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东西，师资队伍总体水平不高，升学率很低。但是，辍学率高达90％，这个数字对我的冲击还是我所无法承受的难过。
文中报道，大批孩子辍学的原因是“厌学”，而家长不反对孩子辍学的原因是认为“读书无用”。实际情况如此。但记者进一步深究，还发现在“厌学”和“读书无用”背后隐含着巨大的辛酸和无奈。那就是“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着工作”。这可能才是家长“读书无用”观念的真正意思。2005年河北威县中考时，在35所乡镇中学中，只有一所学校的上线率超过20％，但也只有26％。有25所学校的上线率在10％以下，其中有三所的上线率为零，有18所学校经过中考得以升学的幸运学生，每校只有1名到3名。如此低的升学率，对许多孩子来说，在考试之前就注定了要被淘汰的命运。升学无望，这是许多孩子厌学的原因。高中三年的费用是农村家庭较大的开支，不少家庭可能还开支不了。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这三年的投资就白费了。有聪明又努力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大学三、四年的费用基本上可以把一个小日子过得比较舒服的农村家庭变成一个贫困户。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事实更加让孩子和家长觉得读书无用。所有的原因堆积起来，就有了某初中辍学率高达90％的结果。
我非常佩服父亲对孩子教育的执着。因为敬畏父亲对教育的执着，我不敢成为辍学者，一直强迫自己好好待在学校，才得以完成从初中到大学的全部课程。但是，我知道，其实，像我父亲这样对待孩子教育的人在当父母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小。我能够理解河北以及其他地方的孩子辍学的理由：老师不好，学习困难，家庭经济困难，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升学无望等等。可是，我不敢简单地把问题推到这些孩子的父母身上去，就像记者告诉我们的一样，实在是所有的现象都表明了一个唯一的结果，那就是：读书无用。

二、问题分析
1、经费问题与公共物品
一说起农村教育问题，经费总是排在第一位。过去我们的政策是“分级办学”，宣传口号是“人民教育人民办”，任务层层分解，政策落实靠基层政府，在农村，也就是乡镇政府。但是，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乡镇政府除了发工资基本没有财力做其他事情，很多乡镇甚至连发工资的财力也没有，所以实际上在农村就是“人民教育农民办”。为了“两基”达标,收了十多年的教育附加费。教学楼是多了，可是，农民的负担也多了，因家庭经济困难的失学儿童也多起来了，农村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几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将农村义务教育教职工工资管理、人事管理权限由乡镇级收至县级；二是中央政府每年向农村义务教育，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巨资，吹响了“保工资、保安全、保运转”的农村“普九”攻坚的进军号；三是推出“两免一补”措施，即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三次人代会上郑重承诺，这些措施要于2007年前在全国农村全面实施。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学的儿童的失学问题。但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就在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某初中居然辍学率高达90％，这不得不让人深思：是不是除了经费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出了问题？
关于教育我们的政府似乎一贯重视，在政府有关文件和政府官员的正式讲话中我们总能找到“教育是重中之重”之类的字眼，但实际上好像并没有在资金和人才配备、绩效考核等日常工作中体现出来。
让我们用公共财政的理论来讨论一下教育经费问题。教育具有“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是指“经济人”个体活动的外部影响。通俗地说，当一种经济活动的结果对参与者之外的其他人发生了影响，而该人又未参加该项活动时，即存在着外部效应现象。进而言之，当一种活动具有完全(100％)的外部效应时，即为纯粹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反之，当其外部效应为零时，则为纯粹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是：凡属私人物品，都应交由市场机制，通过自由竞争方式高效率地来供给；政府的主要职能，则在于制定市场规则，维持和调控市场运行，并通过提取国民赋税，提供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供给的公共物品。而且，多数学者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国防等活动，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故它们都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理应由政府完全免费提供给所有的社会成员。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各地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民教育农民办”的弊病，但是，农村尤其是西部的农村县级财政也是“吃饭财政”，根本没有财力做其他事情，所以“以县为主”等于听天由命。既然教育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是我们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中央政府集权体制下的中国，教育经费就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负担。
2、教学目的与升学率
长期以来，我们的农村教育目的似乎只有一个：让学生升上更高一级学校学习深造。因为教学质量低下、除了升学没有其他教育出口，许多农村初中毕业生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这也是河北某初中辍学率高达90％的最主要的原因。
3、师资配备与择校费
目前农村师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80年代初的一批中师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知识更新与现代教育改革和创新要求有落差；二是占一定比例的"民转公"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的教龄不短，年龄偏大，有一定教学实践经验，但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素质参差不齐；三是近年来毕业的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教学经验尚有待积累。由于农村办学条件较差，加上教师工资偏低，普遍存在吸引高素质教师难的问题，高水平的师资不足，导致农村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在农民对优质教育需求提高的形势下，有些家长就把孩子送到师资强的县城学校，造成农村学校生源不足，而一些县城小学则出现大班化，一个班的学生数额普遍在70人左右，最高班学生数额竟达110多人。这也是择校费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建议
     1、把农村教育问题放到关系国家兴衰的战略高度上考虑，以教育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来制定政策、配置国家资源。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中，人力资源的地位凸现，人力资源已取代工业时代的资本，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既具有量的属性，也有质的属性。而人力资源质量是比人力资源数量更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人力资源的质量是一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劳动者健康状况、知识与技能水平、价值与态度、行为能力等综合因素的反映。一个国家和组织真正拥有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才真正地拥有了竞争的实力。 今年10月18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全球竞争力最新排名，中国排在第46位，比去年下降了2个位置。保罗•罗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研究所研究员。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推动力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通过持续投资于研究与开发（R&D）活动和教育事业，以及通过在生产中学习而获得；由于技术进步等可通过投资活动获得，因此它们不再是令经济学家们难以打开的“黑箱”，技术进步在生产函数中被内生化了，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富国由于具有更多的知识技术和高水平人力资本积累而会更富，穷国则会更穷；由于知识技术的外溢特性国际贸易可以加速知识在全球的传播及人力资本的流动，国际贸易的原则不仅是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成本优势”原则，而且是“技术和人力资本优势”原则。新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知识和人力资本。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标准。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而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则为0.46，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更具体的说是城乡贫富差距非常大。用保罗•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已经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来源，在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制度下，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总是说“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成就未来”。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非常严峻，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体系，确保教育投资尽快改变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提高知识技术人员在总人数中的比例，为经济发展增加推动力，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增强全球经济竞争力。   
2、制定制度明确中央政府承担80％以上的教育经费，明确地方政府的教育责任，鼓励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经济投入。
教育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理应由政府完全免费提供给所有的社会成员。政府应该按照城乡统一的标准建造教学楼，配备教学设备(包括电脑和宽带网)，拨付教师工资和日常教学办公经费，确保城乡的教育在基础设备、技术支持等方面基本平等。同时鼓励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经济投入，让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赶超国际先进的教育水平。有差距才有改进、提高的理由。
3、树立大教育观念，建立教师培训制度，让农村教育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70多年前发出的呼喊，至今听起来仍振聋发聩。这也是河北某初中辍学率高达90％的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由小教育转变为大教育，树立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办好一校，致富一乡”。对教师进行现代教育方法、技术培训，让教师的知识结构适应现代教育的需求、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我们的基础教育目的主要在于给学生基本的读、写、说、计算能力，提高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但在农村，应该”农科教结合”，给每一个学生加上一两门实用劳动技术课程，作为必修课，而且，实践要占40％以上的考核比例；教师不单纯教书，还应该运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和学校的宽带网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信息帮助，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智囊”；让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同步规划、同步运行。
4、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师工资制度，提高教师工资，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大力宣传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让优秀的人才有途径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今天的中国，高工资绝对是个吸引优秀人才的好手段。财政状况决定中国不可能把教师工资提到很高，但是，财政统一拨付教师人均年基础工资达到全国城镇人均年收入同等水平，就完全有可能吸引到大批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看看我们的公务员考试情况就知道结果。为什么这么多人报考公务员?为什么一个月500－600元的工资还有这么多大学毕业生愿意呆在教师队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稳定。只要绝对有保障的工资――也就是财政拨付的工资达到全国城镇人均收入，肯定能够拥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吸引不到全国的优秀人才，至少能把当地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教师队伍中来。
教师资格考试跟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相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除了教师，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大力宣传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规范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让愿意当老师的非师范专业的优秀人才有途径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
5、实行教育券制度，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教育水平，消除择校收费现象。
“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却没有必要经营学校。”这是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得曼的一贯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垄断和竞争不充分是学校办学质量低下的首要原因。他在1955年一篇名为《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的论文里提出了学券制——教育券制度，建议把竞争引入公立学校体系，在“学券”的流动中实现优胜劣汰，医治公立学校的“集权过度症”，适当遏制教育官僚主义的滋长。
     什么是教育券？教育券是指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和学生可自主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就读，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不再受学区或学校类别的限制，而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于是，学校间为争取学生而互相竞争，争取学生就意味着争取了更多的政府教育经费，就必须努力改善教育质量。开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场必然提高学校的效率和效能。从而使整个教育制度更具活力，更趋于公平性。
政府出面办的事情，总是吃力不讨好，因为政府办事总是一刀切，而群众的需求是多元的。在农村教育问题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村小学并校办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并减少办公经费的开支，前几年我们实行了并校办学的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相应地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山区的很多孩子必须走很远的路到新学校上学；二是出现了不少没有任何办学资格证、质量很差的私立学校。这两部分的孩子和家长对政府非常有意见。另一个问题就是择校收费问题。家长一边埋怨择校费太高，增加了经济负担，一边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要交择校费的学校去以便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不管政府怎么三申五令，择校收费问题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实行教育券制度，给学生家长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给教师一个努力提高教育水平的竞争机制，可以减少出现吃力不讨好的政府行为，减少家长的教育经济负担，提高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网络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农民子弟通过怎样的艰苦努力才和城市白领坐在星巴克咖啡馆一起喝咖啡的经历。事实上，对农家子弟来讲，能否和白领阶层一起喝咖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希望和公平的机会。此言说对了。